文学的使命与中国梦

　　关于文学的使命问题本身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历来都有涉及“文学何为”的讨论和不同认识。然而在当今中国，在努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伟大征程和现实语境中，面对新的生活实践，文学的使命又有了新的时代内容，我们的文学如何反映中国梦的实践历程，如何书写普通中国人的出彩人生，已经成为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同时也为文学的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面对新的伟大时代，文学将如何有所作为，从中可以揭示出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新内涵。在我看来，新的语境下文学的使命至少可以从三方面认识：一是塑造面向世界的崭新中国形象；二是弘扬具有时代特点的人文精神；三是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中坚作用。

　　

　　我们的文学要自觉塑造面向世界的崭新中国形象，这是新的伟大时代赋予文学的新使命。实现中国梦必须努力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包括面向世界生动讲述中国故事，准确阐释中国精神，主动塑造丰富多彩、富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中国形象。在这方面，文学界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紧迫的使命感。几年前，我们就曾经在《文艺报》讨论过“我们的文艺如何面对中国的形象焦虑”，提出了文学应当积极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事实上，历史进程中的中国形象曾经被西方建构已久，其间经历了从热情赞美和景仰，到全面否定和蔑视，再到如今重视中的毁誉参半。这种在西方视域中根据其自身需要而构建的中国形象由来已久，影响很大，从中也折射出我们自身建构国家形象的主动意识严重缺位。如今，崛起的中国面向世界时更加关注自身的形象建构，也需要通过多方面的实践来构建和传播更加完善的中国形象，以文学形式来塑造中国形象应当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实践领域。为此，需要我们努力增强以文学来塑造和传播国家形象的使命意识，积极探索文学承载国家形象的有效形式和内在规律。这应当是当今时代语境下新的“文学的自觉”。

　　

　　进一步说，文学塑造中国形象具有怎样的独特优势呢？我们认为，文艺创作主要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广阔视野中通过抒写、刻画、表现、展示关于中国的人、物、事，以审美创造方式生动具体地建构中国形象。这个中国形象体系是在传统与当代、个体与整体、物质与精神、民族与地方的张力中，以社会生活史和“民族心灵史”的方式呈现出的多元化样态。这种形象呈现当然不同于新闻传播领域、国际关系领域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治领域中所展示的中国形象，而具有明显的审美特殊性。我们至少可以做如下概括：其一，它是生动形象、感性具体的艺术化呈现，而不同于一个抽象的“构建和谐世界”的价值观；其二，它是历史的，也是审美的，是以审美化的形式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感；其三，它是想象的，也是现实的，在真实与虚构的张力关系中展现中国的多样化面貌；其四，它是个性化的，以民族的、地域的、民俗的独特人文生态展现中国文化多元而又具有整体感的特殊性。正是因为有着这种审美呈现的特殊性，文学应当是中国形象建构和传播的最有效的载体之一，当代中国文学的创新发展过程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中国形象的建构和传播过程。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上，曾经有着对中国形象的自发性书写，也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形象记忆。例如古代诗人和作家呈现的农耕文明时期的古典中国形象、现代作家和诗人在五四新文化冲击下所呈现的多重矛盾互相激荡的现代中国形象、新中国成立之初作家和诗人所呈现的昂扬向上改天换地的红色中国形象以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作家所体验到的开放多元、富有人性深度的当代中国形象等。仅以新时期以来茅盾文学奖的八届获奖作品共38部长篇小说而言，就足以反映出文学塑造中国形象的生动实践和创新探索，可以作为各具特色的典型案例来进行文学塑造中国形象的专题史研究。当前，在确立文学应当主动塑造面向世界的崭新中国形象的自觉意识之后，我们要着意探索文学中国家形象的丰富内容，譬如勤劳、善良、勇敢的中国人形象；古老、多彩、现代的中华文明形象；发展、开放、和谐的中国社会形象；优美、宜居、独特的中国生态形象等。应当指出，文学领域关于中国形象的构建不是一个当下的“瞬间性”行为，而是一个富于历史感的“延续性”进程，体现了历史传承性、现实针对性和未来理想性的融通与统一。需要对当代文艺塑造国家形象的历史性、现实性与理想性问题做整体性的把握，从中寻找其历史嬗变、范式重构的内在机理，进而把握其总体规律。

　　

　　讨论文学塑造中国形象的使命，必须重视作家的主体意识和角色差异。事实上，在中国语境或者汉语语境里，不同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角色定位和情感体验并非单一的，而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具体说应当重视三类创作主体。一是大陆作家，这无疑是国家形象塑造的主力军。但是其中也要区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不同文化身份。体制内外的写作者在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对于国家形象塑造的责任意识、角色定位和创作状态应当做细致的分析。二是台港澳作家，他们有着特殊的文化身份和对国家的另外一种认同感，可以从另外的视角表现家国情怀和故国想象，会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体现其国家意识和民族情感。三是海外华人作家，无论是旅居还是入籍，这个艺术群体都有着对祖国的深厚而复杂的感情。他们的创作活动所呈现的中国形象，既不同于大陆和台港澳作家，也不同于所居国家读者观众对中国形成的“他者”形象，是十分特殊的创作群体，也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和传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塑造是具有双重功能的，并非只是对外传播所用，它同时也对自己的国民有着影响、凝聚、启迪、提升的作用。当前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诸多国民行为严重损伤中国形象的事件充分说明，中国的国家形象构建，必须建立在国民素质全面提升基础上，必须强化全民族维护国家形象的意识。因此，文艺实践中的中国形象塑造应当针对本土国民，强化“形象接受”方面的探索，在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公民素养的提升等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上述现实针对性，又引发出文学应当致力于弘扬具有时代特点的人文精神的新使命。就当代中国的现实而言，实现中国梦迫切需要提升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不仅要追求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且要追求精神层面的现代化。换言之，中国梦的实现取决于追梦人自身的素养、能力和理想境界。文学作为“人学”，恰恰可以发挥其愉悦身心、陶冶性情、启迪人生、提升境界的作用，为追梦人生动地展示中国梦的文化图景。有论者指出：“中国好故事的文艺书写，既是书写给中国人看的，也是书写给世界看的，根本是要书写出人的丰富的精神气象。中国需要对自己的13亿人讲好故事，也需要对世界讲好中国的故事。”(陈彦《讲好有价值持守的中国故事》，《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3日第24版)可以说，对我们的国民讲好故事，写出中国人的精神气象，生动呈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努力提升中国人的审美境界和人文品位，是文学界投入中国梦宏图伟业的必然担当，也是文学界的崇高使命。

　　

　　面对新的时代使命，我们需要对当下文学的功能定位和价值追求做出反思。在市场化取向之下，文学的娱乐性功能得到过度放大，猎奇式的、浅表化的、快餐化的、一味媚俗的甚至“重口味”的书写在博人眼球，对经典的“祛魅”和“戏仿”流行，进而形成了传统韵味疏离、意义中心泛化、人文关怀淡薄、作秀恶搞成风等倾向，浮泛的娱乐化以及媚俗之风降低了文学应有的品位，而真正应当追求的中国文学的原创性却明显缺失。为此，应当重新提出文学的超越性功能问题。固然，不应该把娱乐性与超越性对立起来，在现实层面上，应当重视文学活动的娱乐和交流功能，而在超越层面上应当更加重视文学的情感体验功能和人格提升功能。我们不能满足于现实层面发挥文学的休闲娱乐功能，不能满足于“浅阅读”的畅销和流行，而要更深刻地追求超越层面的发展性功能——发展人的审美能力、净化人的情感世界、塑造审美化的人格精神，也就是说，要体现出鲜明的审美人文精神。这种审美人文精神是在形象感悟和情感体验中对高尚的人格和纯净的情感的启悟和认同，是以文学审美的感性方式对生命意义和精神价值的昭示，也是对国人素质发展和人格建设的积极促进。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增强使命意识，自觉地将文学功能的发挥由现实层面导入超越层面，吸引读者既在喜闻乐见中获得愉悦身心的当下快乐，又于潜移默化中获得启迪，体悟生活，进而提升人格境界。回想当年，文艺批评家王朝闻曾经用“适应与征服”来概括文艺如何发挥积极作用，这实际上讲的就是娱乐性与超越性之间的关系，是在喜闻乐见的基础上追求潜移默化，引导提升。值得警惕的是，如今一些作品只是一味“适应”，而放弃了“征服”，于是片面追求市场效应，流于迎合与媚俗，从中我们看到的是文学应有的审美理想和人文精神的缺失。

　　

　　从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自身特性而言，其独特的审美魅力恰恰在于诉诸读者的心灵体验，表现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建构起新的意义世界。在文学的非直观性审美形态中可以激发读者更多的艺术想象和情感体验，唤起读者对隽永的诗意和人性的光辉的向往与追求。因此，中国文学要担当起弘扬具有时代特点的人文精神的使命，必须着力提升自身审美表现的原创性。已经有论者在呼吁和倡导“讲述中国故事，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原创文学”，“它意味着整体客观呈现中国社会生活，展现文明古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情感和精神世界，同时具有超越性，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和探索中积极建构一个意义世界。”(廖文《提升中国文学的原创力》，《人民日报》2013年11月8日第24版)在对原创性的自觉追求中，中国文学才有可能为世界贡献有价值的文学经验和精神成果。这需要当代作家摒弃浮躁和焦虑的心态，耐得寂寞，致力于寻求时代精神与个人体验的深度融合，寻求本土文学传统与外来文学经验的有效结合，寻求艺术表现内容与个人风格特性的深刻遇合，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审美表现空间和艺术传达方式。

　　

　　当今文学的新使命还应当体现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中坚作用。实现中国梦需要在文化建设上极大地增强软实力，积极确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文化的力量来凝聚全体人民，塑造民族精神，提升文明素养，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和独特魅力。在这当中，文学的作用依然是独特而不容忽视的，同时，新的使命也对文学自身提出了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如同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发展的艰巨任务一样，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也面临着深刻的转型。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文学在文化艺术发展总体格局中的原有地位已经遇到尖锐的挑战。首先是在信息时代的全媒体条件下，直观性的、互动性的视觉审美已经占据人们娱乐生活的中心地位，所谓读图时代、视觉文化的时代等说法影响着人们的审美和娱乐方式，传统的文学阅读活动逐渐“小众化”，文学本身被边缘化，甚至文学终结论、文学消亡论也不绝于耳。其次，2011年，国家决定将“艺术学”独立设置为一个学科门类，使之成为与文学比肩而立的单独门类，这使传统格局中文学与艺术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艺术领域的不同艺术种类获得了更大的学科发展空间和艺术实践空间，文学在传统文艺格局中的核心地位受到了严重挑战，由原来的文艺体制带来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权威已经风光不再。因此，文学发展中的转型问题已然成为迫切需要探索的关键问题。

　　

　　如何通过积极的转型来强化文学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中坚作用，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探索。第一，积极适应艺术生产体制的变革，探索整合体制内与体制外文学队伍的新机制和新平台。目前实际存在着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文学被相对边缘化，不再会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不时有文学热点引发社会热议，另一方面参与文学创作的队伍在扩大，新生代作家不断涌现，特别是网络文学的兴起，改变了当今中国的文学版图，作家身份的构成呈现多样化，作协体制下的专业作家不再是惟一的文学队伍。在这种文学格局下，如何将各方创作力量聚合到“中国梦的文学书写”的精神旗帜下，汇聚出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华价值观的强大正能量，值得在体制和机制上做出创新性的探索。我们既要尊重作家创作的独立性和个性化特点，也要重视对作家的引导和激励，真正激发出作家书写中国梦的使命担当。

　　

　　第二，进一步深化对文学在艺术生产中的审美创造优势的认知，确立对文学创造的审美深度的自觉追求。在我看来，文学在多种类艺术生产中的竞争优势还是在于审美深度，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在三个“深度”中显示出审美创造优势。一是三维空间里的叙事深度，能够在时间、空间、心理的不同方位上描写和叙事，具有对广阔空间、历史纵深和复杂人物关系的表现能力。二是情感传达的抒情深度，文学的情感表现不是浅薄浮泛的，而是悠长持久的、刻骨铭心的、充满诗性蕴含的。三是诉诸想象的体验深度，文学的旨归是要揭示人生意义、建立文化共识、构筑精神家园的。文学书写所产生的阅读活动为读者创造了理解生活情境、感悟人性深度的体验空间，留给读者意味绵长的审美感受。应当在这三个深度中寻找文学贴近读者、吸引读者、培育读者的独特优势。

　　

　　第三，着力探索文学与其他艺术在艺术生产上的有效协同新机制，形成从文学到影视乃至舞台剧的创作链。文学的中坚作用不仅体现在自身的创作深度，而且体现在对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影响和带动上。多年来，成功的影视作品大多依赖文学改编，最为典型的是《红楼梦》与后世诸多影视改编作品，还有《亮剑》从小说到电视剧(2005)，再到《新亮剑》(2011)这三重文本。这一现象反映了文学与影视之间的艺术创作内在机制，应当探索其中的创作链存在的构成规律，使一度创作与二度创作、文学文本与影视文本实现互补性结合，发挥各自艺术特性的优势，构成文学精品与影视精品互为支撑的发展格局。这应当是文学在视觉文化时代保持和强化其影响力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文学积极书写中国梦的创新性探索。